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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反思中国中小学教育改革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白彤东

笔者1996年~2003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读书,2003年~2009年在美国泽维尔大学哲学系任教,2010年回国。在读书、教学等等近距离体验美国社会的过程中,一个让我不断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办教育”。本文试图从美国教育的种种失败反思中国中小学教育改革。
美国教育与中国教育:谁要学习谁
对很多中国人而言,美国是先进教育的典范,中国自然应该向美国学习。他们会说,中国是应试教育,美国是素质教育。中国应该依照美国模式进行改革,把“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的东西改革掉。可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报纸上常能看到的不是美国的教育有多好,而是它相对于东亚各国教育(包括中国教育)而言有多失败,以及美国应该如何以后者为典范进行教育改革。
在一篇充满调侃的文章里,美国学者、教育家彼得·伍德(Peter Wood)指出,在美国终于开始学习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的同时,杜威的当代传人、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系的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却在中国炙手可热,因为中国人希望采纳美国式的教育理论。他调侃说这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的伟大阴谋,通过向中国输出这种愚蠢的教育体制,美国也许最终能钳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及给美国带来的威胁。立场(在美国政治的意义上)左倾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也呼吁美国应向中国学习,适当压制学生的快乐与自由。一般来讲,越来越多关心教育的人认为,美国反对死记硬背、反对“应试教育”、强调灵活和创造力的教育是失败的。《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白·罗森塔尔(Elizabeth Rosenthal)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教育哲学的主流曾认为考试有伤学生的创造性和自尊,但是这种思想正在被不断的挑战。他曾是《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她的孩子在中国曾接受的教育就比美国一般学校要更多的强调考试。她和她的两个孩子都更喜欢中国式的教育。她的这篇文章题目是“Testing,the Chinese Way”(以中国方式考试)。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的“No Child Left
behind”(《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政策强调以学生考试成绩来衡量中小学的教育成果,导致很多差学校削减如“社会实践”这样的课程,而专注于读、写、算术这些基本技能课程。奥巴马政府也继续了这项政策。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校根据教师所教年级学生成绩的变化来决定教师的奖金。尽管这种“按能取酬”的政策曾受到美国强大的教师工会坚决的反对。美国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做?美国教育的一些经验教训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创造性教育与快乐教育的误区
美国教育比较强调个人的创造性。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启蒙主义中的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更近和直接的思想渊源则是杜威的教育思想。另外,美国的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传统(即对知识精英的蔑视)和美国的商业传统也使其更重视创造性和快乐教育。基于此,有些美国教育者认为不应该给小孩子灌输任何东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想法。但是,创造的定义是对固有模式的克服与反叛。如果你连固有的模式都没有,你能反叛什么呢?落实在中小学教育上,一个中小学学生在还没有一个常规的情况下能创造什么呢?这种所谓的创造无非是他本性里边东西的随意和廉价的流露。因此,要让中小学生有厚重的创造性,他们需要先被给予一套固有的模式与系统。
美国的教育理念比较强调学习的愉快。其实,中国古人也强调因势利导。在这些方面,中国中小学教育是有需要改革、需要借鉴美国教育的地方。但美国孩子之所以能这样轻松、快乐,难道仅仅是因为美国的教育理念先进吗?这应该还与美国人相对富足而生活压力小不无关系。再快乐的教育,念书必然都有痛苦的成分。小孩子天性都是想玩的,是不想去念书的。放任自流的话,中小学生很可能不会去学任何东西。为了让他长大后受益,我们不得不逼迫中小学生去学一些东西,其中有大量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有“喂”给学生的东西,也有让学生痛苦的地方。让学生学会该学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该死记硬背的东西还是要死记硬背,关键是需要死记硬背的是什么。就语文课来讲,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应该是中西传统中最好的东西。我们只有在对传统的东西了解以后,才能有正真人的突破与创造。可我们现在中小学课本里的东西是传统文化里最好的东西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中小学课本里的有些空间就被浪费掉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反对死记硬背的学人也许是不满于死记硬背的东西,而不是死记硬背方法本身。
就近入学会产生哪些弊端
中国的小学和初中已广泛实行就近入学。中国初中实行就近入学的时间还短,其后果可能还不明显。美国的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长期以来都实行就近入学。所以,我们不妨从这种方法在美国造成的后果来想一想它,可能会在中国造成什么后果。
在美国,像中国小学分管片上学一样,学生上哪个公立学校取决于他家住在哪个学区。这个学区的公立学校的财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区的家庭所交的与教育有关的税款。其结果是一个学区的家庭总体上相对富足,那么这个学区的学校就相对有钱。这些学校在硬件设施、教师质量、师生比例、学生平均素质等方面,都比较穷的学区有更大优势。这样,从小学到高中富裕学区的学生总体上就得到了比穷学区学生好得多的教育,其在学校所学的科目、相对难度与成绩、其在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等都要比穷学区的学生要好。当然,美国大学在选学生时,还常看个人的文章、社会活动、推荐信,等等。但在这些项目上,富裕的学生总体上都可能比穷学生做得更好。这样,富裕学区的学生就更有可能上大学,或上好的大学。在美国,上不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是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通过这套教育系统,上一代收入的差别就转变成下一代的能力差别,而下一代的能力差别会转变成这一代人的收入差别。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别导致其他不平等听起来很正当,尤其是对相信个人奋斗的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保守主义者而言,所以,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看着别人受穷。但问题是,美国这个名义上平等的、只以个人能力分高下的社会实质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蜕化成以财富划分的世袭的等级社会。这个社会也许比等级社会还糟,因为它自以为是平等的而不思改变。更糟糕是,在这个实质的等级社会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辈子生活在远离穷人的真空中,缺乏对穷人生活的真实了解和同情,这进一步造成了没什么人来改变这种实质上世袭的贫富差别。
如果笔者对美国就近入学的公共教育系统所造成的结果的认识是正确的话,那么它能告诉我们什么教训呢?以前中国小学也是就近入学的,中学也有地域限制,但是,以前中国是个经济上相对平等(或准确地说,平等地贫穷 )的社会。现在,中国的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虽然中国的学校还没有像美国那样依赖于其所在的一个小区的税收,但是住房的商品化和开发商以捆绑好学校来卖房导致了类似的结果。这样,那些好的公立小学变相的成为有钱人孩子的学校。并且,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族法制上的社会。这样,有权的人往往能保证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或通过权钱交易帮助有钱人的孩子上好学校。这种权钱交易在美国也不是没有,但是其相对完善的制度使得这种交易的程度要轻得多。不管怎样,在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善的民主法治的条件下,中国小学、初中的就近入学很可能带来一些弊端,使社会贫富、权利分化世袭化。
解决这个问题较为复杂,需要我们根据国情逐步加以调整。
考试是选拔人才相对来讲最公平的方法
有人会说:考试不是考查能力的一个好办法,我们应该全面的考查学生的素质。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经验。现在,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并没有取消考试,学生除了要考试之外,还要证明自己能力全面,并有好的推荐信,证明自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但是,有趣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美国的精英大学只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因为教育机会不平等,所以这些精英大学的学生往往是纯白种的美国精英的后代。在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不断渗入到哈佛等精英大学,这是这些大学所不愿见到的。在美国20世纪早期政界、商界的精英多属于纯白种人,学校招这种出身的学生,这种学生日后在商界或政界有了不俗的成绩,就会对学校有丰厚的回报。这些学校希望限制没有深厚背景的犹太人入学,但他们又不想违背美国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哈佛大学想出了一个很“天才”的办法:打着全面考查学生素质的旗号,要求学生不但要提交考试成绩,还要在课外活动等方面表现出色,并得到值得信赖的人推荐。这样,哈佛大学成功地遏制了犹太学生的增长势头。其他常春藤学校也因此争相效仿,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它们“血脉”的纯净。
但是,犹太人还是想削尖了脑袋钻进哈佛大学等名校。为了适应这种教育改革,他们从中学时就开始准备哈佛等校所要求的各种硬性条件,比如参加“正确”的运动项目。到了50年代之后,犹太人还是成了哈佛这样的名校的主导力量之一。近几十年来,在重视教育方面与犹太人非常类似的、也开始富足起来的东亚人,包括中国人在内,逐渐替代了犹太人,成为美国精英学校迅速上升的少数群体。一般来讲,美国社会整体比较富裕。即使美国人不上好的大学,他们也能过上一个体面地生活。所以他们没有中国人那么大的压力,选择上也能承受多元化。但这是社会因素导致的,并不是教育本身直接造成的。可是,这只是意味着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削尖了脑袋往上爬。虽然可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是现在美国家长,尤其是在大城市亲身体验到社会激烈竞争的人,对孩子受教育的重视与“应试教育”下的中国人还是有一比的。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积极地为孩子作准备,让孩子参加“正确的”即好大学所看重的各类活动,以迎合哈佛、耶鲁等名校的需要。但是,只有中产阶级、甚至是中上产阶级才能真正承受这些负担。这种状况,与上述美国式就近入学的制度一起,导致了好学校总体上被相对富裕家庭孩子所占据。
从美国的经验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教训呢?第一,美国学生的轻松与多元选择的部分原因并不是强调“应试教育”还是强调素质教育的直接结果,而是美国社会相对富足的经济状况所致。第二,全面考查学生素质听起来很好,但是美国全面考查学生素质的起源是为了变相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试想,如果在中国现有的法治条件下,不用相对明确的考试,而用比较模糊的全面素质考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考查学生素质可能会成为变相考查他们的家庭权钱背景的工具。
所以,虽然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明显是不完美的方法,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还没有比考试更完美和更公平的方法。用考试来决定学生去什么学校至少能保证相对的公平。考试让向上奋斗成为可能,社会底层的如农民的孩子更有机会通过考试上大学。即使我们想采用美国的办法并能保证权钱不扭曲这套制度,实行这套制度的代价也是很高的。美国每个大学都有庞大的招生部门安排学生来访、阅读学生材料、组织学校教师参与面试。美国比中国富裕很多,每个学校才有可能承担这个任务,哪怕是表面上的公平性也需要有相对完善的法制作保证。所以,即使把我对美国这套系统的批评放在一边,我们也还不能认为中国有充足的条件来实行这套制度。所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方式在当今中国是最公平的选择。
当然,这个说法并不等于说我国当今的考试制度不需要改革。一般来讲,我们考试制度需要改革的是考什么和怎么考。考的东西应尽量是学生应该和需要掌握的,而考试的设计也应该尽量反映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我们应该尽量不让考试退化成一个与其他知识和能力无关的技能。当然,我们只能尽量做到这一点,而不可能彻底消除上述弊病,因为考试作为一种选拔制度总是有其内在的缺陷的。避免考试弊端的另一个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通过一些办法,尽可能保证初级教育的平等。
另外,在考试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有更灵活的措施。我们一直都有特长生加分的制度,这个特长生也可以包括那些极度“偏科”但确实在其所偏科目上有前途的学生。还有我们高考是以学生考试那几天的表现来决定学生几乎是一生的前途,而美国的大学主要参考性考试SAT是有不同的考试时间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更公平的办法:比如高三下学期安排几次考试时间。学生可以考两次或三次,并可以选择去掉一次成绩,以剩下的成绩作为他们报考大学的成绩。当然,这样的成本会很高。但是高考很重要,因此多些费用也是正当的。至少,我们应该让学生知道自己的成绩后再来报志愿。我们可以改进的地方有很多。无论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以考试为主的制度仍是选拔人才的最好的办法。
另外,有人反对所谓“应试教育”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基于考试与一个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无关这种说法,这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想当然的结果。它不但偏颇,并且还缺乏经验证据。就教育本身而言,经常性的考试不仅是评价、反馈的手段,还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就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在美国已有学者作过一些研究,其结果支持了高分高能的观点。当然,这些研究都有其局限,我们也希望社会学家、认知科学家等能做更多的经验研究。并且,通过考试,我们在考查了学生对某一套确定知识的掌握能力的同时,也考察了对学生将来发展至关重要的素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恢复高考以来,所考的东西并不都是值得考、值得学的东西,但是考出来的学生还是不错的。我们有时会有中国学生高分低能的印象,但这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认定高分会高能,所以偶尔出了一些高分低能的人就会给我们留下过于深刻的印象,扭曲了我们对分数与能力之间联系的看法。
教育是事关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大事,不可掉以轻心。教育总是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笔者不是教育学家,以上思考肯定会有毛病。笔者只是希望,我们不要从一个意识形态的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应该多些多角度的思考,应该多做一些切实的经验研究。如果这篇文章能阻挡一下使我们随波逐流的那些潮流,让我们能站住了,好好想想自己真的要往哪儿走,那么笔者就会十分满足了。
(摘自《中小学管理》2010年12月)